证券分析的逻辑

我的名字很长

目录
关于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
基于证券分析“不可能理论”的推论
打掉证券分析家气焰的逻辑
对主要技术分析流派的恶毒攻击
“组合投资理论”是２０世纪证券分析界最大的
反驳技术分析理论依据的理论依据
证券分析家的难处
试错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
假说方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
金融炼金术

我的名字很长

关于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
一、关于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
在证券分析界,一直存在一系列神圣的“理想”,为中外古今各种门派的证券分析家殚精竭虑所孜孜以求的目标。运用二分法,可以将关于证券分析的所有理想划分为可能和不可能两种,其中后者显然虚无飘渺,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可以认为,首先在理论上厘清“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应该是科学而有效地置身证券分析事业的重要前提。因为唯其如此,证券分析家才有可能在逻辑上知道自己可能知道什么。另一方面,众所周知,作为逻辑学名词,“悖论”是指：一命题Ｘ,如果承认Ｘ,可推得－Ｘ；反之,如果承认－Ｘ,又可推得Ｘ。分析表明,发现、分析和消除悖论以论述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之一。

（一）证券分析理想的悖论

１、“万能理论”的悖论

撇开纷繁芜杂的具体表现形式不说,所谓证券分析的万能理论,质言之,是以永远正确、绝对有效、永远赚钱为崇高目标的一种幻想。假设证券分析家的理想之一万能理论为真,则会造成一种悖论,而它暗示,证券分析家的崇高理想蕴含一种自我毁灭的危险,因为所谓万能理论就是一种“永动机”,就是一种“抽水机”,就是一种“万能溶液”,会化解证券市场的一切金钱从而化解证券市场从而化解万能理论自身。一位青年曾经雄心勃勃地告诉一位化学家要发明一种“万能溶液”,它能够分解世界上所有的物质,而化学家则问道,哪你用什么器皿来盛呢？与此相似,万能理论也正是所有证券分析理想中最危险的一种理想。另一方面,退一步说,即使对于证券市场而言存在所谓万能理论,那么,自从它诞生之日起证券分析界的当务之急就应该是立即签署“禁止使用公约”。因为证券市场上最有威力的万能理论等于军事领域最有威力的核武器,而核武器属于禁止使用之列；否则,核武器的使用者本身乃至全人类必将自我毁灭。

当然,以“万能理论不存在”的方式提出证券分析的一种不可能理论,也可能面临另外一种悖论的挑战：因为不存在的是什么？答案就是万能理论,故要否定万能理论的存在而不陷入矛盾不可能,因此,万能理论必定存在。对此,可以运用分析哲学中的“摹状词理论”表述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并且能够消除悖论：就Ｘ的一切值而言,Ｘ是证券分析理论且Ｘ万能的命题函项为假；或者：这里有某种证券分析理论,某种证券分析理论是象万能理论那样的一种理论,某种证券分析理论不存在。

２、“秘方”的悖论

自从知道证券市场和澳大利亚袋鼠之间的区别以来,我就一直梦想成为全世界最成功的证券分析家,以为在证券市场上必有“千古不传之秘”,不过自己生性愚钝,或者气数不够,寻它不出罢了。不过,最后总算恍然大悟：在证券市场上,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秘方！首先,从语言学角度看,所谓“秘方”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文章来源：767股票学习网)它是一个非科学的范畴,因为证实秘方存在之时就是证实秘方不存在之时。其次,在石器时代控制铁制武器秘方的人可能成为部落酋长,在奴隶社会控制十八般武艺秘方的人可能成为国王,在封建社会控制洋枪洋炮秘方的人可能成为皇帝,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控制核武器秘方的人可能成为总统；不过,非常遗憾,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并不存在这样一个脱离具体的社会物质条件而能够独自控制秘方的超人。运用类比推理,当知在证券市场上也不可能存在所谓秘方。究其所以然,可能是因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形成过程的时候,才会产生”。再者,从证券分析行业的特点看,秘方理论对于任何证券分析家都不适用,因为所有证券分析家都是厚脸皮,就连没有秘方都会宣称自己有秘方。

３、“最终目标”的悖论

“最终目标”的悖论,主要针对具有“愚公移山”迷梦的证券分析家而言。首先,根据英国哲学家卡尔 波普尔的分析,作为相对于行为的概念,“最终目标”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既然行为是具体的,目标也应是具体的。具体的目标在实施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始料不及的困难；或者,在目标达到以后又随之出现了一些未曾预料的后果。总之,目标都需要不断地调整、修正和提高。然而,最终目标概念却排除了目标的具体性、相对性和可变性,所以,它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在证券市场上,如果分析家抱有自己(文章来源：767股票学习网 )乃至人类最终会发明万能理论之类的目标,同样非科学。另一方面,证券市场之谜和“神秘的百慕大三角区”之谜一样。对于后者而言,百慕大群岛附近经常有船舶和飞机失踪,已经进去的出不来,想要进去的又怕神秘地失踪,人类社会迄今为止尚未揭开百慕大三角区的谜底。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揭开谜底的时间是现在最要紧；即使未来揭开了所谓谜底,事过境迁,未来的百慕大未必一定就是现在的百慕大,未来的市场、参与者及其意识未必一定就是现在的市场、参与者及其意识。当然,之所以能够认为移山的愚公不愚,也是因为“山不加增”。但是,在证券市场上,移山者和山都一直处于移动状态,因此,几乎可以断言,“最终目标”也好,愚公移山亦罢,都不过是愚蠢证券分析家的一种阿Ｑ理想,一种自慰,一种自嘲。
４、“最优理论”的悖论
在证券市场的具体交易时刻,假设证券分析家能够事先指出最佳的买或者卖策略,并且假设证券分析家能够劝说投资者按照自己的指令买或者卖,那么,所谓最佳的买、卖策略就根本无法实现,无法存在。因为,没有投资者会在知道最优的买或者卖策略的条件下,做出提前或者滞后的举动,甚至居然做出相反的举动。都知道唯一正确的策略是买,就没有投资者会卖,这样一来所谓正确的买的策略就无法实现,无法存在；反之,都知道唯一正确的策略是卖,就没有投资者会买,这样一来所谓正确的卖的策略就无法实现,无法存在。简言之,事先众所周知的最佳买卖策略,必须以事先不能众所周知为重要前提才能实现,才能存在。显而易见,它是一种悖论。另一方面,实证分析也容易表明,证券分析家即使能够预测市场的最低点,能够指出最优的买的策略,也并不能够表明同样能够预测市场的最高点,能够预测最优的卖的策略就具有必然性；反之,证券分析家即使能够预测市场的最高点,能够指出最优的卖的策略,也并不能够表明同样能够预测市场的最低点,能够预测最优的买的策略就具有必然性。简言之,所谓“最优买卖策略”可能并非科学的概念。由此可见,“最优理论的悖论”,可以属于一种没有害处的议论。

５、“拉普拉斯宣言”的悖论

在证券市场上,最诱人、最复杂、最精细、最理想、最神气的证券分析理论就是数学在证券分析中的具体化。不过,经验事实却一再表明,经济学教授、数学家和证券分析家所摆出的一系列“符号迷阵”,其实是证券市场上最可笑、最杂凑、最盲目、最虚幻、最无用的证券分析理论。对此做出的分析,必须也必然会碰到悖论。作为机械决定论的最杰出应用者,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代表作所包含的一个最重要的物理学原理就是“决定性原理”。不宁唯是,“一切都是确定的；将来如同过去,我们都可以看得着”,拉普拉斯更把牛顿的决定论思想推向巅峰从而口出狂言：可以将世界的现在看作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的原因,而一个伟大的智者,只要能够把一切可以考虑的初始条件、自变量与边界条件都通过数据代入一个无所不包的世界方程,那么,不论宇宙间最庞大的物体的运动还是最轻微的原子的运动都没有什么是不可确定的,因为将来的一切甚至好像过去的一样永远展现在智者的眼前。既然如此,自然科学上的辉煌成就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方程来表示是一种事实,那么,社会科学家乃至证券分析家也就在简单类比推理的基础上,一直企图使证券分析变成一门严密的数量科学。作为技术分析的核心,“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就是证券分析家对于牛顿惯性定律的拙劣复制品。不过,在证券市场上,“无所不包的世界方程”理论显而易见会和证券分析的万能理论一样,碰到自我毁灭的危险,属于一种悖论。其次,正如乔治索罗斯所指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两种不同的世界,所以,社会科学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比喻,证券分析科学更是一种错误的比喻。由此,可能得到一个重要推论：假设没有更好的办法,那么,证券分析的科学逻辑之一就是宁愿正确得模模糊糊,也不要错误得清清楚楚。最后,证券分析应该“不仅是纯粹的逻辑过程,而且是历史过程和对这个过程加以说明的思想反映,是对这个过程的内部联系的逻辑研究”,所以,分析家必须善于区分逻辑、科学理论常识和实践三个层次。在逻辑上,证券分析的“拉普拉斯宣言”或许能够自圆其说,但其实根本没有可操作性。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反驳拉普拉斯“无所不包的世界方程”的理论依据。“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正如老年马克思１８８１年在致荷兰工人运动活动家纽文胡斯的信中所指出,“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因此,理想的证券分析家所提的和给证券分析家所提的神圣问题是虚无飘渺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

我的名字很长

基于证券分析“不可能理论”的推论
（二）基于证券分析“不可能理论”的推论

１、首先,假设关于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具有科学的性质,那么,可以断言,任何与此相悖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证券分析的科学逻辑。

２、鉴于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加上大多数投资者赔钱过去、现在、将来也是证券市场的铁律,换言之,在证券市场上赚钱属于小概率事件,所以,按照证券分析的一般逻辑得出的一种推论就是：除非具有充足的理由,一般的分析家就应该“尽量少说并且最好只说同义反复的话”,而对于一般的投资者而言,就应该将“宁可错过,不可过错”做为最重要的座右铭。

３、从逻辑上讲,所有证券市场参与者整体上的盈亏情况包括整体亏损、不赚不赔和整体盈利。当然,事实上证券市场的存在可能以所有参与者整体亏损的独特事实为重要前提,它也和关于证券分析的不可
能理论相匹配。至于整体亏损的方式,从静态的角度看,如果撇开交易成本不说,就是一种“零和游戏”,和赌场无异。不过,从动态的角度看,即可以发现证券市场和赌场之间存在一种本质性的区别：除了零和游戏的重要功能之外,证券市场还是上市公司及其生产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的一种发祥地,所以也是老百姓投资的重要场所。这里,令人惊喜的是,按照证券分析的不可能逻辑推理下去,不仅居然在理论上找到了证券分析和劳动价值论、价值规律之间的接口,而且可以发现证券投资和证券投机之间的本质区别：投机者以攫取对手的差额利润为目标,所以,希望市场参与者越多越好,结果理论上最经常在多头市场介入,因为分子越大商越大,而投资者则以落实公司的分配利润为目标,所以,希望市场参与者越少越好,结果理论上最经常在空头市场介入,因为分母越小商越大。

（三）与其说证券分析是科学,不如说它是宗教

自从证券市场在１７世纪初期的欧洲诞生之日起到目前为止,包括伪科学性质在内的一系列证券分析流派,尽管存在一系列致命缺陷,但却在事实上盛行几百年而不衰。究其原因,固然和它们并非浅薄的、无根据的无知妄说相关,更重要的可能在于它有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心理和行业根源。考察人类社会发展史,可以发现没有科学的宗教愚昧无知,不是宗教的科学美中不足。对于证券分析而言,与其说它是一门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一种宗教。

１、社会根源

包括伪科学性质在内的一系列证券分析门派事实上也得以盛行数百年而不衰的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利益的诱惑。证券分析的“黑幕”和证券市场的黑幕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关系。证券分析史中的事实证明,即使证券分析科学,也有必要借助非科学的力量；而为了经济利益,非科学在证券市场上尤其必须借助非科学的力量。

２、心理根源

对于行行色色的证券分析思想、理论和流派历久不衰的心理根源,可以运用“证券分析科学的张力”来加以论述。在《文明及其不满》中,佛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需要首先是安全、庇护和照料。人类于成年之后被推向文明社会,尽管有了更多的自由,但因为必须对选择自由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便在心理上存在一种负担、压力和恐惧,从而形成“文明的张力”。在证券市场上,一般投资者对于证券分析家及其证券分析最常见的误解,就是没有一种科学的精神,反而持有一种宗教信仰者的态度。当投资者在责备证券分析家及其证券分析的时候,无异于供出“大成至圣先师证券分析家之神位”,大搞个人迷信。其实,证券分析家是人不是神,否则也就不会再厚着脸皮搞什么证券分析了。有理由相信,屈从于人的本能之中安逸、懒惰、守旧普遍倾向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上必然会经受不住一种独特的张力,对能够给予安全、庇护和照料的任何证券分析理论都会有着本能的爱戴,以致为了满足心理上的安全感,对旧有证券分析理论言听计从,不论它是对还是错,如此以来造成谬种流传。

３、再者,证券分析“传教士”有意或者无意的持久宣传,是证券市场上谬种流传的直接原因。根据日常经验,在证券分析领域,所谓科学争论,其实不如说是一种宣传战。

4、 证券分析行业的特殊性

谬种之所以在证券市场上流传弥久的重要原因,当然还要由证券分析行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相对其它现象和其它科学,特别是相对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证券分析具有特殊性,因为证券市场的基本规律在于“起先自我增强,结果自我崩溃”的周期性波动。在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中,观众就是观众,预测物体可能会下落本身不可能成为物体下落的重要原因,而在证券市场上,预测股价可能会下落本身就是成为股价下落的重要因素,观众也是演员。其次,相信在各家证券分析门派中也会有类似的帮规、禁忌和惯例：据说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于二十大做出严厉批判斯大林《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后,个别与会者发难当时为什么不反对,于是赫鲁晓夫提请提问者站起来并且介绍自己,但是主席台下却毫无动静,结果赫鲁晓夫表示,“当时我也是这么做”。最后,在于错误的社会现象和社会科学是否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问题。应该说,答案非常肯定,尤其对于证券市场而言。并且,错误理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表现形式,经常就是不到疯狂、成熟、极端状态决不垮台。所以,在证券市场上,成功的庄家可能肆无忌惮地宣言：尽管我决不可能长期地欺骗所有的人,但是我却可能短期地欺骗所有的人,或者长期地欺骗一部分人；其实,置身证券市场,只要我能够短期地欺骗一部分人同样也能发财致富；何况,尽管我决不可能长期地欺骗所有的人,但是我却可能长期“短期地欺骗所有的人,或者长期地欺骗一部分人”抑或长期“短期地欺骗一部分人”。话又说回来,即使对于自然现象和自然科学而言,错误的理论也经常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在西欧神学家信奉亚里斯多德“地心说”的时代里,布鲁诺就是因为宣扬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而付出了对于任何一个自然科学家而言都是最沉重的代价。

我的名字很长

打掉证券分析家气焰的逻辑
二、打掉证券分析家气焰的逻辑

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宣称：“科学家享有比他们应该拥有的更多的金钱、权威和性吸引力。在他们的领域里,甚至连最愚蠢的方法和最可笑的结果也被蒙上了神圣的光圈,现在是打掉他们气焰的时候了。”我觉得,费耶阿本德的说法不精确,因为只有证券分析家才最应该打掉他们的气焰！在世界上,乃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实在没有哪一种“科学”象所谓证券分析学那样,长期耗费如此庞大数目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得到如此不“理想”的后果。所谓证券分析学,不过是证券分析家混饭吃的一种借口而已。何况,更使证券分析家着迷的经常只是金钱、权威和性吸引力,而非证券分析本身。对此,索罗斯也在《金融炼金术》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有关股价行为的既有理论严重不足。对于实际的投资人而言,它们几乎毫无价值,所以我根本还不完全熟悉它们。其实,了解它们也起不了大作用。”在参加证券管理分析师考试时,索罗斯居然在所有科目上的测试都失败了。事实和分析表明,所谓证券分析学,就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有学科中“产出-投入比例”最低下的一门学科；反过来讲也可以,
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所有学科中“产出-投入比例”最低下的一门学科就是所谓证券分析学。因此,所谓证券分析学,简直就是“产出-投入比例”最低下学科的代名词。

（一）截止目前为止,所谓“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只是抽象意义上的关于证券分析的逻辑推理,好像没有针对具体的证券分析理论、流派和方法而言。看起来,好像它也可以和一般的、传统的、具体的证券分析家“和平共处”下去。其实不然,因为直言三段论可以指出,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注定要和一切反对它的理论、流派和方法为敌,注定要触怒反对它的证券分析家：

所有证券分析理论、流派和方法Ｍ都存在“不可能”问题Ｐ,

Ｓ证券分析理论、流派和方法是证券分析理论、流派和方法Ｍ,

所以,Ｓ证券分析理论、流派和方法存在“不可能”问题Ｐ。

（二）证券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

如果认为“不可能”是所谓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对于证券分析的定性分析,那么,“证券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就是对于证券分析的定量分析,尽管一般的、正统的、具体的证券分析家也可能一度宣称自己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唯一正确、独特、普遍有效,甚至在证券分析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意义。

众所周知,证券分析包括技术分析和基本分析。至于前者,我认为可以将其划分为技术图表分析、技术指标分析、时间周期分析、“综合因素分析”,以及“组合投资理论”或称“新投资技术论”。其中,所谓综合因素分析,是指应用技术图标、技术信号、时间周期多种因素而作出的技术分析,譬如波浪理论。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包括所谓“混沌学”在内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证券分析思想、理论和方法。应该说,看起来“混沌学”可能会在证券市场上异军突起,但是毕竟尚需审慎观察。在混沌学中,一个重要原理在于：混沌运动的本质特征从深层次看是系统长期行为对初值的敏感依赖性,所谓内在随机性也是系统行为敏感地依赖于初始条件所必然导致的结果,而经典动力学家则认为系统行为对初值的依赖不敏感。对此,控制论的创立者维纳引用民谣作了描述：“丢了一个钉子,坏了一只蹄铁；坏了一只蹄铁,折了一匹战马；折了一匹战马,伤了一位骑士；伤了一位骑士,输了一场战斗；输了一场战斗,亡了一个帝国。”类似地,气象学家洛仑茨也在研究大气预报时发现了一种现象从而提出“蝴蝶效应”的形象比喻：巴西的一只蝴蝶扑腾几下翅膀,可能会改变３个月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气候。尽管对此没有研究,不过我谨慎地认为,从概率论尤其概率的运算方法角度看,不管“钉子效应”还是“蝴蝶效应”更加属于“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或者属于“一门建立在小概率的多次方基础上的理论”。可暂将“混沌学在证券分析上的应用”问题置于不议不论之列。
运用简单枚举归纳推理分析上证指数１９９８年６月４日-８月１８日之间的市场趋势,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对于ＭＡＣＤ指标而言,包括６月１６日、７月２日、７月２０日和８月１８日在内共计有４次显示市场的底部,包括６月２４日、７月１３日、７月２４日和８月２４日在内共计有４次发出买入的指令,而实际上可能只有８月１８日１次显示的市场底部或者８月２４日１次发出的买入指令能够成为实际底部或者具有实践意义,因此,ＭＡＣＤ此间可能只有（１／４）＝２５％的小概率正确而有效；类似地,ＲＳＩ……ＫＤ指标此间也可能只有２５％左右的小概率正确而有效；即使运用其它的技术分析指标,也没有遇到相反的情况；所以,对于技术指标而言,所有的市场实际底部或者具有实践意义的市场底部都是技术指标的底部,但是并非所有技术指标的底部都是市场实际底部或者具有实践意义的市场底部,并且技术指标的底部成为市场实际底部或者具有实践意义的市场底部属于小概率事件。当然,也可以运用科学归纳推理,在分析技术指标的底部,和市场实际底部或者具有实践意义的市场底部之间因果联系的基础上,从而推出同样的结论。总而言之,可以得出重要结论：技术指标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

同理,技术图表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时间周期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综合因素技术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这里,我还有一句“名言”赠给时间周期因素分析家：在走火入魔的时间周期分析家看来,有多少个交易日,就有多少个时间之窗。

整体而言,运用完全归纳推理或者科学归纳推理,可以得出重要结论：技术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而且,可以运用概率推理的逻辑形式,对于“技术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做出定量分析：

技术分析的底部或指令Ｓ１不是实际底部或具实践意义Ｐ,

技术分析的底部或指令Ｓ２是实际底部或具实践意义Ｐ,

……………,

技术分析的底部或指令Ｓ不是（是）实际底部或具实践意义Ｐ,

（Ｓ1、Ｓ2……Ｓn,是Ｓ类的部分,Ｎ中有Ｖ个Ｐ,且Ｖ〈Ｎ）

所以,凡技术分析的底部或指令Ｓ只有Ｖ／Ｎ是实际底部或具实践意义Ｐ。

这里,在运用概率推理的逻辑形式对于“技术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定量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一种重要推论：既“有Ｓ不是Ｐ”,也有“有Ｓ是Ｐ”,所以,既不能得出“所有Ｓ不是Ｐ”,也不能得出“所有Ｓ是Ｐ”的结论,而能,且只能得出“Ｓ有多大可能是Ｐ”或者“Ｓ中有多大部分是Ｐ”的结论。换言之：

（１）、不能说所有的技术分析都不正确而有效；

（２）、不能说所有的技术分析都正确而有效；

（３）、能说,且只能说所有的技术分析中有多大可能正确而有效,或者所有的技术分析中有多大部分正确有效。
毋庸置疑,“趋势”范畴是所有技术分析理论、流派、方法的核心,后者以道氏理论为开山鼻祖,在本质上就是顺应趋势,以预测、判定和追随既成趋势为目的。但是,就是对于如此重要的道氏理论,也有一种十分不节制的评论：“道氏理论是一个极为可靠的系统,因为它在每一个主要趋势中使交易者错过前三分之一阶段和后三分之一阶段,有的时候也没有任何中间的三分之一阶段。”之所以说它十分不节制,是因为它和“技术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之推论（１）相悖：“不能说所有的技术分析都不正确而有效”。

应该说,假设“证券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为真,相信它会在证券分析史上具有革命性质的意义。因为考察证券分析史,可以发现正统证券分析的哲学基础背景可能在于一种机械论、决定论、形而上学,而在形而上学机械决定论的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得出“证券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科学结论。１６世纪-１７世纪,欧洲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需要有探索自然物体的物理特性和自然力的活动方式的科学,于是,经典物理学不得不起而参加对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反叛。另一方面,工业生产的发展也为自然科学提供了崭新的试验手段,因之,人类社会真正而有系统的试验科学,这时候才第一次成为可能。相应地,形而上学唯物论遂成为近代哲学思潮的主流占据正统地位,情况直到１９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诞生才有所改观。尽管和古代朴素唯物论相比,形而上学唯物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它仍然存在一系列根本的缺陷：形而上学性、机械决定性和不彻底性。作为经典物理学的最杰出代表和机械决定论的最杰出应用者,牛顿《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代表作所包含的一个最重要的物理学原理,就是“决定性原理──世界上所有粒子的初始位置和速度,决定其未来和过去”。在牛顿机械论、形而上学和决定论的眼中,从过去到现在,世界都是一架巨大的钟表,在上帝的“第一次推动”后,一直按照预先定好的方式运行,再从现在到未来,而科学家的任务在于研究牛顿给出的世界钟表的结构、运行方式和永恒规律。具体到证券分析领域,传统证券分析家的神圣理想长期以来也就是企图发现、发明证券市场确定性对象的结构、运行方式和永恒规律。早在１７世纪的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米市交易商就率先采用技术分析方法,据说比美国证券分析家的祖师爷查尔斯Ｈ·道提前了２个世纪。相应地,传统的、具体的、一般的证券分析学科也就深深地打上了形而上学机械论决定论的烙印。作为技术分析的核心,“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就是技术分析家对于牛顿惯性定律的拙劣复制品。不过,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惯性定律的发现者牛顿本人在证券市场投机狂潮中严重亏损之后也坦言交代：我能够测量天体的运动,但却不能预测广大投资者的“愚蠢”行为；其实,好像牛顿也不能象测量天体运动一样测量自己在证券市场上的愚蠢。所以,“证券分析是一门建立在小概率基础上的理论”,由于它把证券市场、证券分析家及其证券分析从一个决定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带到一个崭新的概率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就可能会在证券分析史上产生划时代的影响。

我的名字很长

对主要技术分析流派的恶毒攻击
（三） 对主要技术分析流派的恶毒攻击
１、技术分析存在根本缺陷的一个生动表现,就是技术分析界本身的“内讧”

作为全世界最著名的技术分析家之一,Ｊ韦尔斯·王尔德爵士一度凭着其在数学上的扎实功夫创立一整套技术分析的思想、理论和工具。在１９７８年出版的《技术型交易系统的新思路》中,王尔德巧立名目,一口气创立了一系列的技术分析预测系统,其中包括相对强弱指标、趋向指标、变异率、商品选择指数、短线买卖系统、摇摆指数、动量指标和止损点转向操作系统。其中,相对强弱指数ＲＳＩ已经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最得力”,也最广为流行的一种技术分析工具,而作为衡量市场气氛的指标,趋向指标ＤＭＩ则是王尔德自认为最有成就,也最为实用的一套技术分析工具。对于系统型交易商来说,韦尔斯·王尔德爵士的著作是必读书。

不过,由于存在根本的缺陷,王尔德爵士创立的所有技术分析工具对于市场预测而言只能起到隔靴搔痒的作用。对此,王尔德本身也无可奈何。或许,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好办法。经过多少年的摸索,王尔
德终于看破红尘,索性义无反顾地抛弃自己所创立的一切技术分析理论,在１９８７年发表具有革命意义的《亚当理论──最要紧的是赚钱》著作。本着“思想致富”的思路,王尔德首先强调“顺势而为”的重要意义,认为若想在证券市场上成功,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放弃对于市场的一切专门分析,以绝对无知无识的立场置身市场,彻底向市场本身所表现的价格趋势屈服；至于其它一切技术分析系统,由于它们在性质上都属于武断的或者主观的预测工具,所以,必须全部抛弃。尽管ＲＳＩ看起来可以帮助预测价格的最高点和最低点,但是投资者要知道的却是市场趋势的实际上涨或者实际下跌,而非“应该”上涨或者下跌,因此,同时未了防止自我干扰,和其它所有技术分析的鸡毛蒜皮一样,ＲＳＩ对于发财致富毫无用处。有鉴于此,王尔德运用市场本身的趋势作为预测市场未来趋势的基础,根据相反影像的原则提出一种自动测市系统,并辅之以十大买卖戒条。

中国有句老话讲得好,叫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时至今日,作为一系列技术分析思路、理论和工具的开山鼻祖,技术分析家王尔德爵士早已将其弃之如敝屣,而一直作为门徒的经济学教授、武断的技术分析家和自认为是的证券投资者却还奉之若神灵,言必称ＲＳＩ,以致把鸡毛当令箭,实在别有一番讽刺意味。看起来,有必要用铁锤从事技术分析。

２、波浪理论是一门精致的伪科学

首先需要强调,作为波浪理论的始作俑者,艾略特揣摩股市的行为理论是在加利福尼亚老家漫长的养病期间。１９３８年,艾略特在第１部著作《波浪理论》中开宗明义地宣言：“市场依据本身规律运行。假如没有规律,市场便会无所适从,市场亦会消失于无形。”根据观察,美国证券市场依据一定的波浪形态周而复始地有规律地露面,明显受到所谓“大自然的规律”控制。于是,艾略特于１９４６年完成第２部著作,露骨地将波浪理论提升而命名为《大自然的规律──宇宙的秘密》。１９７８年,柏彻特和弗罗斯特合著《艾略特理论》,遂成为学习波浪理论的经典之作。

艾略特波浪理论的基本原理具有３个重要方面──形态、比例和时间,其重要性依上述次序等而下之,理想的情形是波浪形态、比例分析、时间目标３个方面不谋而合：证券市场遵循着一种周而复始的节律,先是１、２、３、４、５五浪上涨,随之有a、b、c三浪下跌；菲波拿奇数列是艾略特波浪理论的数学基础；艾略特把趋势的规模划分成９个层次,上达覆盖２００年的超长周期,下至仅仅延续数小时的微小尺度,但是基本的八浪周期总是不变,而在日线图上,波浪理论家从重要的转折点出发向后推算,预测未来的顶部或者底部应该出现在一系列菲波拿奇日上。
这里,想给波浪理论家出３个“难题”：第一,证券市场先是五浪上涨,随之三浪下跌周而复始运动的最初起点是否就是证券市场的成立之日,因为好像所谓修正浪,顾名思义就是对特定趋势的修正,而且必须主要趋势在前次要趋势在后；第二,波浪理论方程式的解是否具有唯一性,因为波浪理论家批判其它波浪理论家的最常用手法,就是假设其它理论家及其证券分析正确而有效,则会违背波浪理论的一系列的游戏规则云云；第三,江恩理论的基本哲学是市场的时间和价位存在着数学的关系,时间等于价位,价位等于时间,价位和时间可以互相转化,它是否和波浪理论关于形态、比例和时间之间重要性依次序等而下之的分析矛盾。总之,特别对于艾略特波浪理论家而言,除非能够自圆其说地解答出３个“难题”；否则,我也打算一言不发。

按照波普尔的逻辑,波浪理论家坚信的是一种简单类比推理：既然自然科学家的目的是发现大自然的规律,通过预见大自然的进程来控制和改造大自然,那么,也应该存在一种社会科学,它的目的是发现社会现象的规律,并按照社会规律来改造社会；至于证券市场,也会“依据本身规律运行”。质言之,波浪理论是证券分析家对于自然现象的一种简单炮制。其次,索罗斯在《金融炼金术》表示,和其它社会科学家一样,艾略特波浪理论家费尽苦心希望维护“方法的统一”,但成果十分有限,努力的结果仅仅沦落为自然科学的拙劣复制品。所以,艾略特露骨地将波浪理论提升而命名为“大自然的规律──宇宙的秘密”,实在是一种错误的比喻。最后,索罗斯指出,就拿一位依据艾略特波浪理论从事预测的技术分析家柏彻特来说,尽管已经成为当代的预言家,但是,其预测能够撼动行情──事实上,１９２８年形态与１９８７年１月２３日的形态之间,所以有差异,柏彻特自身由于能够对其主题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必须担起大部分的责任。

之所以认为波浪理论是一门精致的伪科学,主要是因为：（１）波浪理论方程系的解完全可以具有多元性,因为市场趋势的规模可以划分成多种层次、波浪形态具有多变性、可以滥用“Ｘ浪”的辅助性假设方法、“既可以把波浪组合成更长的波浪,也可以把波浪细分成更短的波浪”。之所以说波浪理论是一门伪科学,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波浪理论方程式解的多元性决定了它在任何情况下都永远正确：波浪理论并没有任何错──问题是波浪理论家。换言之,在证券市场趋势的任何形态、比例和时间上,同时提出上涨、平盘和下跌的不同预测,居然都可以奇妙地符合波浪理论家的所有游戏规则,因此,波浪理论是永远不可证伪的假科学。事实和理论表明,波浪理论是一种最富弹性的测市工具,因为一般的投资者可能都有一种共同的经验教训：每天翻开证券报,都可以发现波浪理论家中既有唱多的,也有唱平的,还有唱空的,而即使对于截然相反的结论波浪理论家居然也都宣称自己的分析正确而有效。对此,约翰·墨菲也在《期货市场技术分析》中承认：根据我的经验,大部分人都觉得艾略特波浪理论过于玄奥,难以把握。再拿波浪理论的当代掌门人来说,柏彻特在１９９４年一度宣称上证指数只有有效击穿３００点之后才有可能迎来真正的大牛市,实际上７月２９日的最低点仅为３２５．８９点,估计波浪理论当代掌门人的错误分析也会符合波浪理论的游戏规则吧！按照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逻辑,艾略特波浪理论家最要害的症结在于：撇开可能的“硬核”不说,波浪理论家在“保护带”上可以大做手脚,其中包括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消极性质的“辅助性假设”,把证券市场的“反常情况”对付得完全符合硬核理论。由此可见,波浪理论是全世界证券分析领域最成功的卜筮术之一,也是最大的骗局之一,而波浪理论祖师爷艾略特简直就是全世界证券分析领域最成功的阴谋家之一。（２）从“应用理论的初始条件”看,波浪理论家提出的初始条件也不科学：波浪理论原本应用于股市平均价,在个股市场并不同样有效；波浪理论在具有广泛信仰者的市场上最有效。（３）可操作性差,也不仅仅因为波浪理论原本应用于股市平均价,在个股市场并不同样有效。香港波浪理论家许沂光也指出,假设只列出一种数浪的可能性,则包含的意义只有一个：尚未把握波浪理论的真粹,或者根本不懂波浪理论。所以,相信老子的名言也是艾略特波浪理论家的最大隐私：“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其中,还有必要再次根据波普尔的逻辑对于艾略特波浪理论做出一针见血的最后攻击,因为科学和伪科学的界限在于科学具有可误性,而伪科学绝对无误。在证券市场上,要求证券分析的绝对无误不是科学者的态度,而是一种宗教信仰者的态度。波浪理论伪科学以绝对无误性为目标,并且以独特的方式巧妙地达到了这一目标。但是,绝对无误并不是什么优点；相反,它恰恰是波浪理论伪科学的致命弱点。波浪理论伪科学之所以绝对无误,并不是因为它表达了确实可靠的真理,而是因为经验事实无法反驳它。在证券市场上,波浪理论伪科学能够分析一切；在市场趋势的任何形态、比例和时间上,同时提出上涨、平盘和下跌的不同预测,都可以“科学”地符合波浪理论家的所有游戏规则；因此,任何经验事实都能证明波浪理论伪科学绝对无误：这就是艾略特波浪理论之所以成为伪科学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的名字很长

“组合投资理论”是２０世纪证券分析界最大的丑闻之一
３、“组合投资理论”是２０世纪证券分析界最大的丑闻之一

整体而言,风险和报酬是影响投资的两个基本因素,关于证券市场分析的一系列分支派别正是由此而来。作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的奠基者,哈里马尔科维茨１９５２年发表《投资组合选择》论文,首次将数学上的线性规划系统地应用于给定条件下的股票投资组合问题,以分析风险和报酬及其之间的数量关系,从而建立均值-方差理论的基本框架。１９５８年,默通米勒和弗兰克·莫迪利安尼发表《资金成本、公司财务和投资理论》,对于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以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为基础,哈里马尔科维茨的门徒威廉·夏普,以及约翰·林特纳、简莫辛分别在１９６４年、１９６５年和１９６６年经过对于股票市场价格机制的突出研究,提出资本市场理论或称资本资产价格模型ＣＡＰＭ。鉴于原始资本资产价格模型的缺陷,费恩切尔布莱克将其扩展为零β资本资产价格模型。１９７６年,史蒂芬罗斯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原始资本资产价格模型和零β资本资产价格模型的基础上,创建具有互补性质与更具一般意义的套利价格理论或称套利价格模型ＡＰＴ。至此,系统的“新投资技术论”体系或称“组合投资理论”最终全部出笼,并且伴随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全世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市场化而逐步风靡于国际证券分析界,以致一系列根本不掌握组合投资理论的同行也趋之若鹜。由于对于新投资技术理论的杰出贡献,纽约市立大学哈里马尔科维茨教授、斯坦福大学威廉·夏普教授和芝加哥大学默通米勒教授还因此共同获得１９９０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说技术图标分析属于几何时代,技术指标分析属于算术时代,那么,组合投资理论或称新投资技术论的一个重要功绩则是引导证券分析界过渡到了高等数学时代。但是,我的一个最基本观点对此却毫不领情：“组合投资理论”是２０世纪证券分析界最大的丑闻之一！

具有深沉学术色彩的“组合投资理论”存在一系列缺点、偏见和不足：

（１）不论现代投资组合理论、资本资产价格模型或者套利价格模型,所有的组合投资理论都以一系列的假设为前提。在承认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认为组合投资理论经过实践检验是错误的结论,反而更加错误,因为在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组合投资理论所界定的应用对象。组合投资理论只好拿到天堂去应用。如此以来,不仅影响它们在理论上的科学性,更在实践上存在致命的缺陷。

（２）组合投资理论的基本缺陷,在于它们用以衡量风险和报酬及其关系的简单的数量尺度存在致命的错误。首先,组合投资理论对于风险的界定有问题。因为“收益的不确定性”其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风险,真正意义上的风险应该是“损失的确定性”。其次,边际效用递减理论也是组合投资理论家研究风险和报酬之间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对于股票能否买入的简单问题,组合投资理论家最典型的滑稽答案是：假设你有１０万,可以买入５万；假设你有１００万,可以买入５０万；假设你有１０００万,可以买入５００万；假设你有１个亿,则可以买入５０００万元；而如果你仅有１万,也可以买入５０００元。就是说,同一股票,可以分别买入５百、５千、５万、５０万、５００万、５０００万、５亿,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最后,组合投资理论家经常运用收益率的标准差作为风险的度量标准。但是,其最大缺点是在收益率不服从正态分布时无法表示风险和收益率的关系。此外,收益率的标准差度量的其实只是收益的变异性,因此,用标准差度量风险是指：投资者所规避的只是报酬的离散程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风险；而且,投资者对于巨额收益和超额亏损所持的偏好程度必须一致。不过,在证券市场上,假设偏差原因是由于实际收益好于预期收益,那么,投资者还将其看成所谓“风险”,未免就象组合投资理论家一样可笑了！
（３）由于利用过去的价格波动资料作为预测未来的依据,因此,新投资技术理论其实具有浓郁的技术分析的味道。在美国证券市场上,美林证券、价值线投资公司每年都会算出并且提供数以千计上市公司的β系数。但是,一方面,整套资本资产定价模式乃是根据事前或预期的情况而建立,但事实上所拥有的却只是一些事后或过去的资料,因此,在使用以往的资料去推算β系数后,所算出的β只能代表股票过去的变动性而已,至于个别股票相对于平均风险股票的变动程度依然不得而知。另一方面,正如巴菲特举例指出,如果１９７３年至少价值４亿美元的华盛顿邮报公司股票市值──１０年之后,其市值实际为２０亿美元──下跌５０％为４０００万美元,此时买入会比以８０００万美元买入价值４亿美元更加没有风险,而按照β系数法,据说以４０００万美元买入价值４亿美元的股票居然会比以８０００万美元买入的“风险”更大,因此,新投资技术论及其β系数法未免荒谬。

（４）组合投资理论“与生俱来”的根本缺陷从它们的根本思路上可以窥见一斑。如果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也不成问题,那么,何苦要煞费苦心地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以上的篮子里。正是由于首先承认没有把握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所以,满腹经纶的纽约市立大学哈里马尔科维茨教授、斯坦福大学威廉·夏普教授和芝加哥大学默通米勒教授才出此证券分析“下策”,建议投资者不要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遁辞知其所穷。我在《投机经济学》著作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名鼎鼎的所谓组合投资理论,其实不过是一群蹩脚的西方经济学教授冠冕堂皇的证券分析遁辞而已！另一方面,来自纽约的“巴菲特研究家”劳伦斯坎宁安也指出：“巴菲特在许多方面都和３０年来大学课堂上的讲授以及华尔街的实践相矛盾”。与组合投资理论家的意见相佐,巴菲特认为持有几种有价证券所冒的风险要比持有许多种有价证券的风险小：“集中的有价证券会降低风险,因为这会提高投资者在投资前对某家公司的研究深度。”

简单地说,对于组合投资理论有必要进行“内部的批判”,因为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违背最起码的生活常识。运用科学归纳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证明：全世界的村妇赶集卖鸡蛋,肯定都会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与此相反,满腹经纶的马尔科维茨教授、夏普教授和米勒教授还居然由于坚持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简直是２０世纪证券分析界的最大丑闻之一！看起来,还是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的高论掷地有声：“科学家享有比他们应该拥有的更多的金钱、权威和性吸引力。在他们的领域里,甚至连最愚蠢的方法和最可笑的结果也被蒙上了神圣的光圈,现在是打掉他们气焰的时候了。”当然,如果费耶阿本德专指组合投资理论家可能就更好了。

最后,如果一定要从整体上对于组合投资理论或称新投资技术论做出科学的评价,那么,我认为用“跳蚤药理论”最恰当不过了。《笑林广记》讲：一人卖跳蚤药,并且挂出“卖上好蚤药”招牌,问何以用法,答曰：“捉住跳蚤,以药涂其嘴,即死矣。”另一方面,“科学研究纲领”由作为基本理论的硬核和保护带组成,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指出,其中后者包括积极的或者消极的辅助性假设,以及应用理论的初始条件。运用拉卡托斯的逻辑,可以得出结论：“捉住跳蚤”就是组合投资理论的初始条件,“以药涂其嘴”就是组合投资理论的辅助性假设,“即死矣”就是组合投资理论的硬核,所以,组合投资理论简直就是“上好蚤药”理论。如此以来,甚至就连最愚蠢的方法和最可笑的结果也被蒙上了神圣的光圈！

我的名字很长

反驳技术分析理论依据的理论依据
（四）反驳技术分析理论依据的理论依据

技术分析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之所以存在根本缺陷,是因为技术分析的“前提”、“前提条件”、“哲学前提”、“理论出发点”、“指导思想”、“根本点”、“依据”、“哲学基础”、“基础”、“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基本原理”都可能存在缺点、不足乃至错误：市场行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历史会重演；简言之,市场总是对的。所有技术分析思想、理论和方法的最大弊端,乃在于它们都有明白的假设；而只要这些假设不能成立,则相信此等一系列门派及其思想、理论和方法之力量与权威便会荡然无存！

１、证券市场的效率性理论

一般说来,证券分析家都会继承美国金融学家哈里·罗伯茨的衣钵,认为市场的效率性可以分为“弱式效率性”、“次强式效率性”和“强式效率性”３种类型。实证分析表明,在所有发展完善的证券市场中都具有高度的弱式效率性,以及相当程度的次强式效率性。但是,即使象纽约证交所这样发展完善的证
券市场也不具备强式效率性,市场行为没有包容一切。因此,“市场行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历史会重演”有问题,从而技术分析的理论依据有问题,从而技术分析有问题。

２、技术分析不是必然真理

可以运用否定后件推理进行逻辑分析,其符号形式为：

（Ｐ→Ｑ）＆～Ｑ≡～Ｐ

例如,Ｐ：市场行为包容一切。

Ｑ：每一家证券市场的行为包容一切。

观察的结果是～Ｑ：有一家纽约证交所的市场行为没有包容一切。

因此,结论是～Ｐ：“市场行为包容一切”错误。

应该说,和“市场行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历史会重演；简言之,市场总是对的”相悖的观察结果、理论分析比比皆是。但是,技术分析家却一直对此熟视无睹、视而不见乃至麻木不仁。

长期以来,归纳法一直被奉为试验科学必须遵循的方法,培根也因提倡归纳法被马克思称作近代哲学和试验科学的始祖。然而,在哲学史上,１８世纪英国哲学家休谟就曾对于归纳法的合理性提出挑战,从彻底的经验论出发反而得出了怀疑论的结论。譬如,在９９９９次观察中,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但这还是不能保证,在第１００００次的观察中,所有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或许,总有一支黑天鹅是黑色的,而它就会切断所有的天鹅和白色之间的联系。这样,在哲学史上,休谟的“归纳问题”就一举割断了归纳法和必然真理之间的联系。所以,由于以简单归纳法为逻辑基础,“市场行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历史会重演；简言之,市场总是对的”也就不是“必然真理”,从而技术分析的理论依据也就不是必然真理,从而技术分析也就不是必然真理。

３、价值规律的“实现论”

价值规律的内涵不仅包括“价值决定论”、“价值交换论”,还包括“价值实现论”。理论上假设供求关系一致,那么,商品的价格就会和价值一致,市场就是对的。但是,非常遗憾：“供求关系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达到一致,那么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因此,“市场行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历史会重演；简言之,市场总是对的”错误。
除此之外,反驳“市场总是对的”论据其实几乎可以信手拈来：

论据（１）：巴菲特指出,相信“市场行为包容一切”,等于在玩牌的时候不看牌就出一样荒谬；

论据（２）：当被问及一般关于市场分析的最大误解何在问题的时候,罗杰斯指出：“市场总是对的”。实际上,“市场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总是错的”；

论据（３）：索罗斯干脆假设“市场总是错的”；即使“市场总是错的”有时错误,索罗斯还是将它作为一个有效的命题用之如初。

所以,证券分析和市场行为之间的排列组合在逻辑上可能具有四种方式：正确的证券分析和正确的市场行为、正确的证券分析和错误的市场行为、错误的证券分析和正确的市场行为、错误的证券分析和错误的市场行为。为此,证券分析家完全应该从沉重的“市场总是对的”精神枷锁中解脱出来。

４、对于技术分析的“内部批判”

之所以认为“市场行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历史会重演；简言之,市场总是对的”错误,是因为根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可以得到一个科学、辩证而有用的重要结论：市场行为既能包容一切又不能包容一切、价格既以趋势方式演变又不以趋势方式演变、历史既会重演又不会重演；简言之,市场既对又错。如果用铁锤从事技术分析还不过瘾,那么,它就是越过边境线打入技术分析界内部所安置的一颗重磅炸弹。这样一来,我不知道在领教了这种既唯物又辩证的“强词夺理”之后,还会有人迷信什么技术分析！

在分析“反驳技术分析理论依据的理论依据”基础上,可以得出一种重要推论：既然证券分析只有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而技术分析又有问题,所以,从逻辑上讲,对于蹒跚而行的技术分析家而言,基本分析可能是一根不可或缺的拐杖。这里,需要指出,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谁决定谁”的最常见误解,属于一种狡猾的“复杂问句”,本身就已错误,相当于“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问题。其实,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之间属于一种既相区别而又相互验证的辩证关系。最后,需要强调,包括“决定论、交换论、实现论”在内,“价值规律”是迄今为止所有基本分析中最科学、最简单,因而也最有用的理论。我学习价值规律有３个体会：第一,我不知道在学习了价值规律之后还需要学习什么其它的基本分析理论；第二,我确实不知道在学习了价值规律之后还需要学习什么其它的基本分析理论；第三,我确确实实不知道在学习了价值规律之后还需要学习什么其它的基本分析理论。重要的一点,全世界最成功的基本分析家巴菲特可能就是基本分析领域的马克思。一方面,巴菲特准则包括商业准则、管理准则、财务准则、市场准则。另一方面,科学的基本分析应该集中考察上市公司“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整体而言,尽管巴菲特准则和“劳动生产力”的内涵有所不同,但是相信它们的外延完全重合。所以,巴菲特就是基本分析界的马克思。

我的名字很长

证券分析家的难处
五）证券分析家的难处

索罗斯曾经引证匈牙利１９５６年之前的一个老笑话来说明自己在毒品合法问题上的主张。匈牙利共产党设法鼓励党员更加自由地发表个人意见,为此,书记同志每次开会之后都提问,而一位党员却总是回答：“我完全同意书记同志的意见。”最后,书记同志说：“你一定会有自己的意见。”回答是：“对,但是我完全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如果说,“我完全不同意自己的意见”在那里是一个老笑话,那么,在这里却截然相反。我的可爱之处就在于：虽然我起劲地攻击证券分析家尤其技术分析家,但是我一开始就战战兢兢地声明了它可能的恶毒性质。因为我深深知道,证券分析家绝对有难处。

证券分析家的难处之一,是证券分析理论和证券分析实践的严重脱节。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获得物质资料的过程中,人类无所不用其极。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家为了登上总统的宝座,必然也会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全力以赴,甚至哪怕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在证券市场上,黔凯涤１９９８年中期股票价
格大涨１０８％,但是每股却亏损０.０２６元。对此,正如公司发言人８月所表示,股价的大副上扬纯属庄家炒作的结果,和公司基本面情况根本没有联系；至于公司全年能够扭亏时,发言人也表现出十分审慎的态度。同时,我也不知道在美国证券公司交易部门赚取的差额利润中,有多少成份来自证券分析的功劳,有多少成份来自非证券分析的功劳。对此,完全可以发明一种针对“恶庄”而言的故事：我水平很差,只有给我１０个亿的资金,我才有把握赚钱。但是,在证券市场上,正常的证券分析实践不应该、不能够、也没有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全力以赴地支持证券分析理论。究其所以然,也不仅仅是因为证券分析家只能说不能做。其次,尽管“术业有专攻”,但是其它术业没有能够为证券分析家提供充足的支撑,毕竟也是铁的事实；当然,可能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长期以来就造成证券分析行业和其它术业之间恶性循环的现象。最后,考察人类社会证券市场的发展史、证券分析史、证券政策史完全可以认为,证券市场的存在可能必须以一种独特的无奈的事实为前提。就象赌博业一样,它必须建立在或然率的游戏规则之上。就像军事学一样,它必须建立在禁止使用最有威力的核武器的共同规则之上。这就是一系列证券分析神圣理想的最大悖论之所在。因此,考察证券分析家也有难处所得出的重要结论在于,人们必须区别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证券分析三种不同的“科学”境界。

我的名字很长

试错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
三、试错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
一部证券分析史,就是人类社会的证券分析事业不断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历史,就是破旧立新的历史,就是证券分析家之间在“科学”上相互斗争的历史。在证券分析史上,最革命的证券分析家必定最空虚,也最痛苦。在叔本华看来,如果对证券分析作整体地来考察,如果只强调它的最基本的方面,那它实际上总是一场悲剧,只有在细节上才有戏剧的意味。觥筹交错的证券分析界,其实就是一种你死我活、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战场。因为,证券分析家批判其它证券分析家的最经常方式,就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它证券分析家的缺陷、错误和不足之处。考察人类社会的科学史可以发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一系列“科学”不管一度显得多么科学、显得多么权威、显得多么有效,但是事过境迁之后就可能发现它们是多么虚伪、多么可笑、多么无效；反之,也可能反。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科学史,简直就是一部非科学史。具体地,在证券分析的残酷战场上,相信所有的证券分析家及其证券分析理论最终都会百孔千疮,病入膏肓,乃至自生自灭。因此,在证券市场上,证券分析科学和非科学的界线不是证券分析能否绝对权威、绝对正确、绝对有用,而是在它里面能否具备孕育更加权威、更加正确、更加有用证券分析的变异基因。

（一）证券分析的弊病

１、如果高概率是证券分析的目的,那么证券分析就应该“尽量少说,并且最好只说同义反复的话”。因为,根据波普尔的公式可以推论：证券分析的内容和真实性概率成反比；反之,则反。

设想有三种证券分析a、b、a＆b。

a：一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将翻番。

b：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价将翻番。

a＆b：一家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将翻番,并且公司的股价将翻番。
如果用Ｃt表示证券分析所陈述的内容,那么则有下列表示a、b、a＆b之间关系的不等式：

Ｃt（a）〈Ｃt（a＆b）〉Ｃt（b） （１）

如果用Ｐ表示证券分析真实性的概率,现在假设在a、b是两个独立的陈述中,Ｐ（a）＝６／１０,Ｐ（b）＝６／１０,那么,应用概率运算的特殊合取规则,Ｐ（a＆b）＝（６／１０）×（６／１０）＝３.６／１０。于是,有下列表示证券分析a、b、a＆b真实性概率的不等式：

Ｐ（a）〉Ｐ（a＆b）〈Ｐ（b） （２）

比较不等式（１）、（２）,可以得出重要结论：一种证券分析的内容愈丰富,它的真实性概率也就愈低；反之,则反。

因此,假设一种证券分析命题的真实性概率越高,则它的内容可能也就越贫乏。对于一个重言式的证券分析命题“Ａ＝Ａ”而言,其真实性概率最大,但它却最没有任何经验内容。不过,非常遗憾,在证券市场的或然率世界上,“低概率”或者“错误”居然已经成为最大的禁忌、羞耻感和批判对象,证券分析家由于追求高概率的神圣理想所导致的证券分析内容的贫乏,就是证券分析领域最大的弊病。

２、跟着感觉走：因为股市前天跌了,所以昨天跌了；因为股市昨天横盘,所以今天横盘；因为股市今天涨了,所以明天会涨。证券分析家跟着感觉走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感觉累。与此相反,索罗斯则把注意力集中于本质性的因素,并且它已经成为其工作态度的一个基本因素。索罗斯之所以工作,只是因为不得不工作；索罗斯由于不得不工作而怒不可遏；如果不是不得不工作,索罗斯就不工作。此外,在批判证券分析家跟着感觉走的基础上,还可以得到关于“理性投资”、“非理性投资”之间的辩证关系问题的重要结论：理性投资以“理性认识”为认识论基础,而非理性投资的认识论基础在于“感性认识”。
３、把证券市场的“外因”鸡毛当分析的令箭,忽视证券趋势的内生性,顾左右而言它：因为受到利空消息的影响,所以证券行市昨天跌了；因为没有任何消息的影响,所以证券行市今天横盘；因为基于利多消息的预期,所以预测证券行市明天会涨。对此,我有一个发明来讽刺把鸡毛当令箭的证券分析家：
有一天,日本、台湾和泰国股市纷纷暴跌。于是,日本证券分析家就表示,日本股市之所以暴跌,是因为台湾和泰国股市暴跌；台湾证券分析家也表示,台湾股市之所以暴跌,是因为日本和泰国股市暴跌；最后,泰国证券分析家亦表示,泰国股市之所以暴跌,是因为日本和台湾股市暴跌。

４、理由不充足

作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之一,充足理由律的公式可表示为：Ａ真,因为Ｂ真,并且Ｂ能推出Ａ。具体在证券分析上,可以发现“虚假理由”和“推不出”已经成为全世界证券分析家最常见的弊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技术分析的“前提”、“前提条件”、“哲学前提”、“理论出发点”、“指导思想”、“根本点”、“依据”、“基础”、“哲学基础”、“理论基础”、“基本原则”或者“基本原理”,即“市场行为包容一切、价格以趋势方式演变、历史会重演；简言之,市场总是对的”本身,就没有和充足理由律之间建立一种内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５、吹牛皮。在证券市场的或然性世界上,证券分析家的最大悲剧就是：“他骗了所有的人；最后他发现,原来他被所有的人骗了；最糟糕的是,他连自己都被自己骗了。”

６、背上“包赚不赔”的包袱。在此,也建议广大投资者对于证券分析家及其证券分析必须抱有科学的态度,而非迷信者、信仰者、崇拜者的态度。除非政治学家能够成为政治家,美学教授能够成为世界小姐,教练能够成为冠军。传说诸葛亮具有５００年的预见力,结果也只落得个“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沾襟”的田地！所谓证券分析家或者证券分析师,其在证券市场上的科学功能只是“交代清楚,尽力而为”,只是“传道、授业、解惑”,只是“分析”。对此,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提出悖论来加以论证。

７、先混个脸熟再说。

８、以自己买卖与否作为买卖策略建议的基础。一方面,自己买了就唱多,自己卖了就唱空,自己不买不卖,就不唱多也不唱空,经常成为证券分析家的一种诟病。另一方面,对于证券分析家而言,也有一种“两难推理”：如果分析家买了,投资者就会说分析家让投资者抬轿子；如果分析家不买,投资者就会说连分析家自己都不敢买；但是,分析家其实只有两种选择：或者买,或者不买。简单地说,之所以认为证券分析家“以自己买卖与否作为买卖策略建议的基础”属于一种弊病,撇开其它因素不说,也是因为它和充足理由律之间没有内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９、牛头不对马嘴。中国证券分析家的一种弊病,在于经常只是根据西方的分析理论,就武断地说中国的证券市场趋势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其实,有理由相信,在经济资源的稀缺性、经营管理的实证目标、由于体制性因素所导致的中国上市公司经营管理层换届可能是决定其财务状况的最重要因素、一级市场的证券发行上市的实证标准及速度、资产重组、经济政策一系列方面,中国特色异于西方,因此,按图索骥可能一无所获,可能牛头不对马嘴,除非歪打正着。中国的技术分析家是否已经忘记,按照技术分析理论进行工作的最终结果,“只是一种关于在一种充满竞争的自由拍卖中所进行的一切事情的一种深层理解,关于这种自由拍卖的机理及其所有的意义”,而这套技术分析哲学显而易见根植于异国它乡。

１０、作弊。知道了基本因素之后再去从事证券分析,就像知道了答案之后再去参加考试一样,纯粹的技术分析家对此可能愤愤不平。不过,这显而易见属于一种近乎迂腐的书生清谈。中国证监会原副主席李剑阁1998年在《经济学家的作用、责任和命运》中指出：经济学界甚至有些人一边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表股市分析,一边暗中与机构联手炒股票,赚取不义之财。这里,李剑阁所批判的中国经济学界令人担忧的倾向同时属于证券分析中的“作弊”现象。此外,针对证券分析家的作弊现象,可以提出一个“庄家难题”：假设所有的投资者都去跟庄,那么庄家怎么办？当然,对于一般的市场参与者乃至证券分析家而言,“作弊”或许也是全世界证券市场上一种可以理解的罪恶行径。在内幕交易泛滥的证券市场上,证券分析家的作弊现象就是孳生作弊独特不道德现象的温床。

整体而言,既然被信仰者迷信为神圣、完美、理想的证券分析王国已经百孔千疮,与其讳疾忌医,还不如索性来一个“休克疗法”。另一方面,对于百病缠身的传统证券分析家,我也建议暂时推广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法”：启发病人抛开任何隐秘、羞耻感和批判意识,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由此摸清病人的病历、病因和病理。

我的名字很长

假说方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
（二）金融炼金术

１、假说方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

在证券市场上,之所以能够产生假说,是因为参与者在证券分析及其实践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用传统的证券分析所不能予以合理解释、清楚说明、有效分析的趋势、现象和事实,于是,便有可能设想出一些新的理论、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来试图对这些证券分析及其实践过程中的未知的新课题加以假定性解释和推测性的说明。所谓证券分析假说,就是以已知的证券市场事实材料和证券分析理论常识为依据,对未知的证券市场趋势、事物、现象及其规律所做出的假定性的解释与推测性的说明。至于证券分析假说的内容应该经常表现为一个复杂的证券分析体系：既包括一系列确实可靠的证券市场趋势和证券分析理论作为证券分析假说的前提和出发点,又包括推测性的纲领性基本观念作为证券分析假说的核心,还包括运用证券分析假说的基本观念对于一系列证券市场趋势的解释作为保护带。在具体的证券分析假说中,相信推测性的纲领性基本观念最重要。
假说在证券分析中的具体应用方法：（１）确立证券分析的初始假定,主要运用归纳推理、类比推理通过创造性的思维活动提出一个初步的证券分析假定；（２）完成证券分析假说,证券分析家以所确立的初始假定为前提,运用演绎推理,一方面对已知的证券市场趋势作出推延解释,被解释的证券市场趋势越多,则支持初始假定的证据就越多。另一方面,对未来的证券市场趋势作出预测,并观察其证实性或者证伪性；（３）验证证券分析假说,第一步,从证券分析假说的基本观念出发,运用逻辑推理,引申出关于证券市场趋势的结论来,也就是以待检验的证券分析假说为前件Ｐ,引申出其蕴涵的证券市场趋势Ｑ,并以此为后件,构成一个充分条件假言判断：如果Ｐ,那么Ｑ；第二步,运用证券市场趋势验证,通过证券分析及其实践,来检验从证券分析假说基本观念为前提推演出来的关于证券市场趋势的后件结论,是否真实可靠。

为此,建议证券分析家运用假说方法,来分析一下中国股市中国企大盘次新板块的市场趋势,估计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这里,可能存在一种关于国企大盘次新板块的“两难推理”：因为对于证券市场指数的重大影响,只要国企大盘次新板块稍微一涨中国证券市场就会涨翻天,从而更会导致更多的同类发行、上市、重组而加盟证券市场,最终的结局也就只有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不会涨到那里去。此外,在应用假说的方法从事证券分析中,也可以同时提出两个截然相反的证券分析假说,然后走着瞧,相信它会是一种有益无害的证券分析游戏。

需要指出,在运用假说的方法进行证券分析中,对于“验证”证券分析假说而言,重要的不是引申出来关于过去的证券市场趋势的结论,而是引申出来关于未来的证券市场趋势的结论。其次,证券分析假说的完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最后,对于证券分析假说的“检验”也就具有相对性。换言之,运用假说方法从事证券分析的最大难点在于：在证券分析中,一次性的证伪并不被看作决定性的判决,并不一定能说明证券分析假说的错误；况且,众所周知,证券分析家都是厚脸皮,绝对不会甘心一驳就倒。为此,证券分析家必须善于区分证券市场上的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内容和形式、现实性和可能性、质变和量变。简单地说,证券分析家应用假说方法从事证券分析工作,就是提出证券分析假说,不断地测试合理的分析假说,并且不断地提出新的分析假说。这样,对于运用假说方法的证券分析家而言,错误反而成为证券分析家进步的阶梯。和投资家一样,证券分析家也终于公平地成为证券市场上大胆的冒险家。估计诸如此类的分析,也和“证券分析的不可能理论”之间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证券分析领域,我对正统证券分析家最重要、最正式、最强烈的哲学忠告就是证券分析对象的质变：必须由分析证券市场趋势的量变质变为分析证券市场趋势的质变。

２、试错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

应用假说方法从事证券分析,“证实”已经成为证券分析家的一种重要工具。不过,考察证券分析史可以发现,在寻求证实而不能达到目的的情况下,证券分析家就经常提出一系列辅助性的假设或者改变应用理论的初始条件,以便为预先设定的证券分析理论辩护。于是,“证实”就经常堕落成为本本主义辩护的工具。幸而,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逻辑表明,证伪主义在证券分析上则可以避免经验主义、本本主义、辩护主义的重要危险。对此,波普尔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切科学理论都只是猜想和假说,它们不会被最终地证实,但却会随时被证伪。其中,证伪主义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试错法”。在证券市场上,也根本不存在一劳永逸地被揭示了的永恒的绝对规律。
根据波普尔的自传,解决休谟的“归纳问题”引起了一种新的科学方法理论,引起了对理性批判方法,引起了对试错法的一种分析。１９３２年,波普尔在《研究的逻辑》中表示,如果科学的标准在于“证伪”,那么,科学的方法就应当是一种以批判为目标的演绎推理。对此,可以称为“试错法”。

具体在证券市场上,相信试错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方法为：

（１）首先大胆地提出证券分析假说和猜想,然后在证券市场上努力寻找与其不相符合的市场趋势、实例和材料,并根据市场趋势对于证券分析假设进行修改,乃至完全淘汰。

（２）在第一次尝试失败之后,主动提出更好的证券分析假说新命题,运用同样步骤对其进行证伪。相对归纳法“实例──假说──实例”的形式而言,试错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程序便是“证券分析假说──证券市场趋势──证券分析假说”。由此可见,试错法在本质上属于演绎推理的方法,为逻辑学中的“否定后件推理”,其逻辑形式为：

（Ｐ→Ｑ）＆～Ｑ≡～Ｐ

例如,Ｐ：历史会重演。

Ｑ：每一只股价趋势的历史都会重演。

观察的结果是～Ｑ：有一只股价趋势的历史没有重演。

因此,结论是～Ｐ：“历史会重演”错误。

（３）当然,试错法对于证券分析的修改、完善或者否定永无休止。分析家应用试错法从事证券分析的目的,不是最终找到一个不再能被证伪、不再适用于试错法的命题。因此,试错法在证券分析中的应用没有终点。只能说,证券分析家应用试错法试出了一个更好的假说,但却不能说,证券分析家找到了最好的假说。不能被证伪的最好的证券分析命题不是科学的命题。因此,根据波普尔的逻辑,证券分析家的科学任务就是去驳倒自己的证券分析命题,而且驳倒得越多越快越好。由于必须对于已经提出的证券分析假说、理论和预测进行理性的批判,所以,分析家以试错法为工具所作出的证券分析,就会具有“批判理性主义”的色彩。

运用试错法从事证券分析,必须注意,科学的证券分析起源于大胆的假说和猜想,证券分析的科学价值在于证券分析家提出了惊人的、骇俗的、意料之外的分析、预测、建议。尽管证券分析的内容根据已经存在的证券分析理论判断显得不可信、不应该和不可能,但是不管它显得多么不可信、不应该和不可能,只要它能够成功地解决已经存在的证券分析理论无法回答的问题,并且居然能够在证券市场上为市场趋势所确认,它便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具有科学价值的证券分析。有理由认为,“大恐慌”中的罗杰巴布森、包罗·Ｍ·沃倍格、伯纳德·巴鲁克和约瑟夫Ｐ·肯尼迪,以及在“大崩溃”中标新立异的约翰Ｋ·加尔布雷斯,都是２０世纪美国证券分析史上最成功的证券分析家。其次,在应用试错法从事证券分析中,大胆的假说、出人意料、标新立异、惊世骇俗的猜测和冒险的分析,经常是具有科学创造精神证券分析家的直觉、自由想像的结果,并不完全合乎日常的科学逻辑常识。所以,证券分析家可以选择某些形式的非理性主义,甚至一些彻底的,或者全面的非理性主义。最后,和波普尔的逻辑相悖,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逻辑认为“证券分析的瞬间理论”既不利于成熟分析理论的繁衍,也不利于新分析命题的成长。因为,在具体的证券分析中,一次性的证伪并不可以看作决定性的判决,并不一定能够说明证券分析理论的错误。何况,证券分析家都是“厚脸皮”,不会甘心一驳就倒。当然,应用理性批判主义“理性批判”理性批判主义,也完全符合波普尔的逻辑。